得人心者得天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可是现在某些公权在握的官员不大讲理了，社会陷入了危险。

一系列的事情说明地方政府有时不能主持正义。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，但胜诉的不到10%。在某种情况下，法院明显偏袒政府，司法的公正缺乏保障。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。更有甚者，一些官员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，关他们、打他们，还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。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，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，于是民怨迭起，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。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，民众不分是非，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，于是形成官民的对立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即使政府说真话，百姓也不信，搞得政府百口莫辩。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。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，只好管制舆论，反过来又使得民怨进一步上升。事情搞到这个地步，最早是由于个别官员因私利而牺牲正义，上级政府监管不力，甚至同流合污，事态越来越滑向无序，终于造成民怨泛滥、治理困难的局面。百姓没有武力，希望政府能够讲理，甚至用自焚来要求，但政府不予理睬。百姓只好在一些群体事件中翻警车，烧警车，甚至烧公安局，烧县政府，例如贵州瓮安事件。越来越倾向于暴力，这不是百姓的本性。百姓没有武力，他们希望讲理。现在，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，比武力的规则。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，根源就是有些官员自以为有武力，不讲理。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治久安，必须赶紧找出办法，改变现状。

当前大部分学者和官员认为收入差距是问题的根源，也有认为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根源，我并不认同。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。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不讲理。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，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。可是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恰好背道而驰，部分官员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，堵塞正义的发挥，用强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。即使强力能够见效于一时，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。因为百姓相信正义，不愿臣服于强力。

在导演“停课让会”这场荒诞剧的过程中，无论是教育局还是各个学校，整个教育系统都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——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责任并不是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，而是为权力服务。

一切好像都很自然，没有人觉得“停课让会”有什么不对。在接到县政府的通知时，教育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；在接到教育局通知时，各个学校同样也没有表示异议。荒唐决定能够迅速成为现实，其实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:权利应该给权力让路。

可问题在于，即便是有人认识到这种行为是荒唐的，那又能怎么样？在当前的体制下，在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，存在“为人民说话”而不“为党说话”的可能吗？教育局及学校的领导莫非真不想干了？而作为学生及其家长，则更无质疑“党的决定”的能力了！

如果赵先生是当地教育局或学校的领导，或是当地的学生或家长，他敢于对当地政府的决定说不吗？

三不代表：官员上班上闲网，中国损失惨！

萨科齐2007年击败前总统雅克·希拉克当选总统，时任总理的德维尔潘在萨科齐宣誓就职前辞职。

写这篇文章的人肯定是个白痴！竟然犯了这么明显的错误。

第一，萨科齐并未击败希拉克。二人是同一党派的，不可能同台决斗，萨科齐击败的是罗雅尔。虽然党内在进行候选人提名时也会有竞争，但根本没有发生在萨科齐和希拉克之间，因为希拉克放弃了寻求第三个任期。

第二，国外的内阁，都是有任期限制的，换了主子，自然内阁也会更换。所以，德维尔潘辞职是惯例，为的是给新的内阁让路，并非是因为萨科齐。

有个牧师开车在路上，见到路旁有个非常养眼的修女，便停车主动载她一程。修女进车后，便翘起了双脚，让她可爱的美腿从长袍中露了出来。牧师看了一眼，高兴得差点让车子出了意外。在控制车子后，牧师偷偷摸摸地将他的手往美腿上移动。

修女嫣然地看了看他，说：“神父，记得圣诗129吗?” 神父脸红了，连忙道歉，很不情愿地移开了他的手。但是他的视线还离不开修女的美腿。在几次换档之后，神父的手又再次滑向美腿。修女又嫣然地说： “神父，记得圣诗129吗?” 神父赶紧再一次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姊妹，肉体是虚弱的。”

到达修道院后，修女下车时什么也没说，给了牧师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就走了。神父感到有些纳闷，也很尴尬，他回到教堂急忙拿出《圣经》，想找出圣诗129究竟是什么？当他翻到圣诗129节，上面的文字让他惊呆了，因为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：“走向前并寻求，再更深入一点，你会找到荣耀的。” 于是神父仰天长叹：“上帝呀，业务不熟害死人呀！”

目前好像是什么样的白痴也敢写文章做记者的！

三不代表：躲猫猫时间暴露制度缺陷

朝鲜中央电视台在名为“危机中的南朝鲜，悲惨的民生”的节目中，选取了韩国联合新闻网络电视、KBS，MBC, SBS, YTN等媒体曾播放过的有关贫困区居民生活、失业者、孤寡老人、街头露宿者、个人负债问题、自杀问题、连环杀人事件等视频，编辑成长达10分钟的短片，以展现韩国社会的“悲惨生活”。

节目中，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说：“今日的南朝鲜在经济上被卷入了油价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动乱，它再也不能支撑下去，正走向崩溃。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，绝大多数的南朝鲜人民都已被驱逐到悬崖壁上走投无路，他们的生活无比悲惨。”

报道称，这是朝鲜电视台第一次将韩国媒体的视频编辑得如此之长。

《朝鲜日报》中文网也报道了此事。

来源：南方周末网

然而，当前的法医实践现实远非如此，很多时候，法医鉴定会成为一种工具。一个原本清晰的案件，经过这种工具的加工，往往会变的复杂起来，真相反而变得扑朔迷离。

2000年6月，辽宁鞍山的连丽丽被民警尚尔琦强奸掐死，然而，在某些人的“活动”下，当地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却是急性胰腺炎死亡。而公安部的鉴定专家同样认定了这一鉴定结论。后在公安部刑侦专家的介入下，此案才得以告破，凶手在案发6年之后方才落网。此案后来成为中国法医学界的一个污点，然而制造错误鉴定的法医们却毫发无损。

无独有偶，2004年，河南省周口市发生一起警察杀人案，一个叫李胜利的小贩，在派出所被殴打重伤后，行凶者将其从楼上抛下，制造自杀死亡假象。此案经中央领导批示后最终告破，然而在此之前，该案曾经过三次法医鉴定，结果均认定李系高坠死亡，对于其身上被殴伤痕以及被人为抛下迹象，则予以回避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作为专业法医，认定一个人身上的伤是高坠形成还是殴打形成并不困难，认定是自行跳下还是被人抛下，更不需要多高深的知识。但是，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，参与鉴定的法医专家成为错误鉴定的维护者。据报道，李的家人曾跪倒在鉴定法医专家脚下，乞求他们公正鉴定，但并没有起到作用。而此案真相大白之后，亦未闻当初鉴定的法医是否受到追究。

而代义案，公安部门三级鉴定结论均为“药物中毒”。如果不是姐姐代力苦苦上访，甚至冒死“以身试药”以换得一次“阳光鉴定”的话，此案恐怕早已尘埃落定。

但人们要问的是，原本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医学，原本应对真相负责的法医鉴定，何以将一个弱女子逼到“以身试药”的地步？

本文无意指责整个法医群体。事实上，在连丽丽案中，亦幸亏多位敢于坚持真理的法医专家推翻前番鉴定结论，此案最终得以告破。但问题在于，那些作为错误制造者（或其庇护者）的法医专家很少受到惩处，相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、说出真相的法医专家，却往往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

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任法医师，王雪梅曾经凭借自己的学识和信念，洗清不少冤案，并将个别执法犯法者送上法庭。然而鲜有人知道，这位被媒体誉为 “中国首席法医”的专家，从2001年开始就已经无法正常履职。不仅如此，她还遭到各种形式的攻击和诬蔑，甚至还有人故意散布说她得了精神病。

司法鉴定为社会诟病由来已久，近年来由于司法鉴定引发争议的案件层出不穷。如轰动一时的湖南黄静案，历经六次鉴定，出现多个结论。

层出不穷的的争议使得中国法医鉴定界的公信力受到严峻考验，并引发了中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，2005年10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，主要目的是保证鉴定的独立性、中立性，排除有关部门和个人对鉴定业务的非法干预。然而此次改革被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并不到位，由于缺乏监督机制，一方面，执法机关备受诟病的“暗箱操作”、“监督缺位”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；另一方面，一些民营鉴定机构纷纷诞生，个别司法鉴定人从“为权力服务”过渡为“为金钱服务”，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。

事实证明，缺乏监督和透明的法医鉴定，不仅不会有利于执法机关破案，相反会成为冤假错案的帮凶。

期待代义案早日真相大白。

转自：南方周末

作者: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

某次监考，开考已过1小时，一个从未在课上露面的学生匆匆进场，西服革履手提公文包，径直来到讲台前，语带诚恳地索取考卷：“老师，我是大四的学生，在东四环那边实习，晚高峰实在太堵了……”

任教以来，类似的“雷人”要求并不鲜见。不久前一位硕士生来信，称明年要申请国家项目出国深造，但学分绩距离标准还有差距，因此“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95分，帮助我把学分绩提高一些”。惊愕之余，我回复道：“这样坦白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我只能说你想拿95分的话，需要你本人的帮助，那就是论文写得足够好！”

当怒气渐消，我慢慢意识到这和学生的“人品”关系不大，而实在与大学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关系极深。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来的，没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纵容出来的。大学生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德性，归根结底要看大学以及社会的现实逻辑在鼓励什么样的德性。

在一次闲谈中，邓正来教授问道，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笃信法治（the rule of law），那么请问如果你的亲人犯事，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询律师，还是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的关系网？举座默然。

大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德性？我以为最迫切的不是智慧、勇敢、节制这样的古典德性，而是“公平游戏”（fair play）的精神。那两位学生之所以敢于提出“非分”要求，恰恰是缺乏公平游戏精神的表现。

按说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且人人自利的环境里，“正义”几乎必然会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，相应地，公平游戏精神也应当成为公民的基本德性。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依赖于“互惠”行动点滴积累起来的正义局面非常脆弱，相反，非正义局面的泛滥倒像甲型H1N1流感一般注定流行。

这个学期结束后，一名学生向我抱怨，称某门考试大半同学都在作弊，监考老师对此不管不问，于是他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，眼不见为净。我听后一度无语，因为我无法预知下一次他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。休谟指出：“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，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，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。”成为呆子仍不可怕，更加可畏的是那些自以为得计的“搭便车者”不仅不会反躬自省，反而会进一步揣测呆子们是“大忠似伪，以博直名”。当社会的普遍心理以偷奸耍滑为荣、以诚信守常为耻，那么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就接近土崩瓦解了。

一旦学生对努力的意义和分数的公平失去信心，考试就会成为一场勾心斗角的厮杀。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涌入，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，大学的评分体系正日渐丧失原有的功能（如 “鞭策学生努力学习、鉴别卓越、鉴定学生成就水平、提高教育质量”），而是逐步异化成可以直接兑换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。

事实上，这个战线已经延伸到考场之外，除了学分绩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保研、出国以及奖学金的申请，还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前途与钱途，比如社会工作的参与程度、师生的私人交情乃至是否参与国庆队列训练，等等。

在如此混乱的评价体系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，学生几乎不可能在“所得”与“应得”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认知，并最终确立起公平游戏的精神。以那位讨要高分的研究生为例，他的逻辑简单又荒谬：因为他“需要”这个分数来出国，所以他不仅“必须”而且“应该”得到它。相比之下，那个大四学生尽管同样缺乏公平游戏精神，但是他的理由却要“充足”许多：临近毕业、就业环境恶劣、全校公选课之易通融、北京的交通状况、学校追求毕业率……必须承认，在与残酷现实的对决中，德性培养从来处于底气不足的尴尬境地。

据说张灵甫兵败孟良崮之前，曾经上书蒋介石，痛陈国民党军内体制昏聩，致使“勇者任其自进，怯者听其裹足，牺牲者牺牲而已，机巧者自为得志。赏难尽明，罚每欠当……各自为谋，同床异梦”。如果我们仍旧对这个时代抱有信心，相信这个社会终将成为一个互利和正义的合作体系，我们就必须建立赏罚分明的公正体系，正面激励大学生的公平游戏精神，因为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彻底成为问题的一部分，还有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！

（作者: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周濂 来源：南方周末）

许大官人犯了事，不知道他们何以要人心浮动？还得要汪洋加以安抚？

感情他们也有病不成？要不然，自己慌乱个什么？

冷不丁地被他这么一问，我还拿不准：”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“

但一下子，我就想起来了，莫非是那个：”那个市长被抓了是吧？“

”对啊！那东西坏死了！桃源村搞出那么大的事，一个人都没有受到处分！网上好多人都在骂！“

确实是！这家伙人模狗样的，在深圳经营了十多年，关系根深蒂固，要不是大事，肯定动不了他！

狗日的坏东西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