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]谁来监督法医专家？
在著名法医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中心副主任王雪梅看来，法医的天职是替死人说话，是利用法医学知识还原死亡真相，告慰死者亡灵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别的使命。
然而，当前的法医实践现实远非如此，很多时候，法医鉴定会成为一种工具。一个原本清晰的案件，经过这种工具的加工，往往会变的复杂起来，真相反而变得扑朔迷离。
2000年6月，辽宁鞍山的连丽丽被民警尚尔琦强奸掐死，然而，在某些人的“活动”下，当地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却是急性胰腺炎死亡。而公安部的鉴定专家同样认定了这一鉴定结论。后在公安部刑侦专家的介入下，此案才得以告破，凶手在案发6年之后方才落网。此案后来成为中国法医学界的一个污点，然而制造错误鉴定的法医们却毫发无损。
无独有偶，2004年，河南省周口市发生一起警察杀人案，一个叫李胜利的小贩，在派出所被殴打重伤后，行凶者将其从楼上抛下，制造自杀死亡假象。此案经中央领导批示后最终告破，然而在此之前，该案曾经过三次法医鉴定，结果均认定李系高坠死亡，对于其身上被殴伤痕以及被人为抛下迹象，则予以回避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作为专业法医，认定一个人身上的伤是高坠形成还是殴打形成并不困难，认定是自行跳下还是被人抛下，更不需要多高深的知识。但是，在某些力量的支配下，参与鉴定的法医专家成为错误鉴定的维护者。据报道，李的家人曾跪倒在鉴定法医专家脚下，乞求他们公正鉴定，但并没有起到作用。而此案真相大白之后，亦未闻当初鉴定的法医是否受到追究。
而代义案，公安部门三级鉴定结论均为“药物中毒”。如果不是姐姐代力苦苦上访，甚至冒死“以身试药”以换得一次“阳光鉴定”的话，此案恐怕早已尘埃落定。
但人们要问的是，原本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法医学，原本应对真相负责的法医鉴定，何以将一个弱女子逼到“以身试药”的地步？
本文无意指责整个法医群体。事实上，在连丽丽案中，亦幸亏多位敢于坚持真理的法医专家推翻前番鉴定结论，此案最终得以告破。但问题在于，那些作为错误制造者（或其庇护者）的法医专家很少受到惩处，相反那些敢于坚持真理、说出真相的法医专家，却往往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
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任法医师，王雪梅曾经凭借自己的学识和信念，洗清不少冤案，并将个别执法犯法者送上法庭。然而鲜有人知道，这位被媒体誉为 “中国首席法医”的专家，从2001年开始就已经无法正常履职。不仅如此，她还遭到各种形式的攻击和诬蔑，甚至还有人故意散布说她得了精神病。
司法鉴定为社会诟病由来已久，近年来由于司法鉴定引发争议的案件层出不穷。如轰动一时的湖南黄静案，历经六次鉴定，出现多个结论。
层出不穷的的争议使得中国法医鉴定界的公信力受到严峻考验，并引发了中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，2005年10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，主要目的是保证鉴定的独立性、中立性，排除有关部门和个人对鉴定业务的非法干预。然而此次改革被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并不到位，由于缺乏监督机制，一方面，执法机关备受诟病的“暗箱操作”、“监督缺位”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；另一方面，一些民营鉴定机构纷纷诞生，个别司法鉴定人从“为权力服务”过渡为“为金钱服务”，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。
事实证明，缺乏监督和透明的法医鉴定，不仅不会有利于执法机关破案，相反会成为冤假错案的帮凶。
期待代义案早日真相大白。
转自：南方周末
作者: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
Filed under 国事 | Comment (0)大学生的“德性”
“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来的，没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纵容出来的”
某次监考，开考已过1小时，一个从未在课上露面的学生匆匆进场，西服革履手提公文包，径直来到讲台前，语带诚恳地索取考卷：“老师，我是大四的学生，在东四环那边实习，晚高峰实在太堵了……”
任教以来，类似的“雷人”要求并不鲜见。不久前一位硕士生来信，称明年要申请国家项目出国深造，但学分绩距离标准还有差距，因此“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95分，帮助我把学分绩提高一些”。惊愕之余，我回复道：“这样坦白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我只能说你想拿95分的话，需要你本人的帮助，那就是论文写得足够好！”
当怒气渐消，我慢慢意识到这和学生的“人品”关系不大，而实在与大学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关系极深。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来的，没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纵容出来的。大学生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德性，归根结底要看大学以及社会的现实逻辑在鼓励什么样的德性。
在一次闲谈中，邓正来教授问道，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笃信法治（the rule of law），那么请问如果你的亲人犯事，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询律师，还是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的关系网？举座默然。
大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德性？我以为最迫切的不是智慧、勇敢、节制这样的古典德性，而是“公平游戏”（fair play）的精神。那两位学生之所以敢于提出“非分”要求，恰恰是缺乏公平游戏精神的表现。
按说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且人人自利的环境里，“正义”几乎必然会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，相应地，公平游戏精神也应当成为公民的基本德性。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依赖于“互惠”行动点滴积累起来的正义局面非常脆弱，相反，非正义局面的泛滥倒像甲型H1N1流感一般注定流行。
这个学期结束后，一名学生向我抱怨，称某门考试大半同学都在作弊，监考老师对此不管不问，于是他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，眼不见为净。我听后一度无语，因为我无法预知下一次他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。休谟指出：“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，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，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。”成为呆子仍不可怕，更加可畏的是那些自以为得计的“搭便车者”不仅不会反躬自省，反而会进一步揣测呆子们是“大忠似伪，以博直名”。当社会的普遍心理以偷奸耍滑为荣、以诚信守常为耻，那么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就接近土崩瓦解了。
一旦学生对努力的意义和分数的公平失去信心，考试就会成为一场勾心斗角的厮杀。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涌入，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，大学的评分体系正日渐丧失原有的功能（如 “鞭策学生努力学习、鉴别卓越、鉴定学生成就水平、提高教育质量”），而是逐步异化成可以直接兑换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。
事实上，这个战线已经延伸到考场之外，除了学分绩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保研、出国以及奖学金的申请，还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前途与钱途，比如社会工作的参与程度、师生的私人交情乃至是否参与国庆队列训练，等等。
在如此混乱的评价体系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，学生几乎不可能在“所得”与“应得”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认知，并最终确立起公平游戏的精神。以那位讨要高分的研究生为例，他的逻辑简单又荒谬：因为他“需要”这个分数来出国，所以他不仅“必须”而且“应该”得到它。相比之下，那个大四学生尽管同样缺乏公平游戏精神，但是他的理由却要“充足”许多：临近毕业、就业环境恶劣、全校公选课之易通融、北京的交通状况、学校追求毕业率……必须承认，在与残酷现实的对决中，德性培养从来处于底气不足的尴尬境地。
据说张灵甫兵败孟良崮之前，曾经上书蒋介石，痛陈国民党军内体制昏聩，致使“勇者任其自进，怯者听其裹足，牺牲者牺牲而已，机巧者自为得志。赏难尽明，罚每欠当……各自为谋，同床异梦”。如果我们仍旧对这个时代抱有信心，相信这个社会终将成为一个互利和正义的合作体系，我们就必须建立赏罚分明的公正体系，正面激励大学生的公平游戏精神，因为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彻底成为问题的一部分，还有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！
（作者: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周濂 来源：南方周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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